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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问题——节选自《解读城市"发展中"状态的上海》
by 杨之懿 孙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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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制"问题 (Mechanism)
我们把目前影响国内城市建设和建筑行业发展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来源于"体制"(institution)层面，这里的体制不仅是指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关的政策法规，也是指来自市场的基本需求和大众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建设的方向和性质，也从根本上范畴了相关的城市设计理论和建设规范，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它不以建筑学本身的探索为转移。这种因素可以被看作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另一类来源于"组织"(organization)层面，这是城市设计及建筑学的实际操作层面，包括相应的理论及具体设计手段，表现为不同的城市结构构成方式和多样的建筑形态表达。作为传统上学科发展内容的核心，这也是目前国内行业内部探索的主要话题；以上两个层面之间就是"机制"(Mechanism)层面，是"体制"向多样复杂城市现象的转化环节，是城市现实的一种客观存在方式。它一方面表达为"体制"各阶段的方向性需求，另一方面又提供"组织"方式的多样可能性和操作"边界"。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定位。可以理解为主要针对的是"体制"与"组织"互相交织进而在具体城市空间中发挥相应作用的外化力量(power)，以及由此牵涉到的城市基本构成元素和形态特征。
如果大于机制的范围研究体制，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建筑师可能拥有的"权利"和操作范围。因为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建筑师不是作为具有独立话语权的精英知识阶层而主要是作为社会"建设者"出现的。这不仅是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建筑方式的惯性，也是当下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中国建筑师在体制层面尚缺乏有效的决策能力，而机制层面也许是建筑师可以施展自身抱负的舞台。如果小于机制的范围仅仅推敲建筑学本身的逻辑和形式语言，又会忽略中国社会发展在特定阶段对建筑师所提出的要求。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状态，导致在建筑学科和行业内都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很多问题属于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传统建筑学体系内部可能找不到准确合理的答案，但都急需得到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疏理协调，这项任务目前看来只有基于建筑学背景的建筑师队伍才有能力去胜任。真正脱离理论对现实的认识和指导的"无人负责"的建筑行业运作模式是危险的，而这恰恰正是目前中国城市与建筑实践存在的最大隐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机制层面也是目前中国建筑师必须坚守的阵地。
"Modernity without Rhetoric"——无修饰的现代化(Peter Smithson)可能在某种极端意义上说明了目前中国城市建设"表面上花样翻新，实质上仍是积累"的阶段性实质，客观上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主要任务，也真正符合长效的中国市场尤其是内地城市的要求。而当下"代表中产阶级理想和要求的西方建筑学"思维(Arron Betsky)只对中国市场中的极少数社会需求负责。对"机制"问题的思考就是直接针对建筑师在中国现状中具体的操作范围和可能性而言的。所以，这样的方式与欧美在完成态的(developed)社会状况和建筑学背景下展开的"当代"建筑学论述(discourse)和讨论(debate)是有区别的。
（2）"非正式"问题
城市的主要面貌通常由几个不同的建设内容组成，其中包括由政府政策指令主导的建设，规划和建筑学科指导下的建设，以及出自切身需求的民众自发性建设。基于欧洲的建筑学传统，西方的规划和建筑作为既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又区别于工程营造专项技能的特殊"知识"体系，一方面因为能够为政策提供较多的依据和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官方政策对于城市建设的构想和决策。另一方面，也因为能够给予普通大众更为全面的支撑，所以也能对这种"自发性"建设行为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控制。就一个专业领域所应起到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能力而言，这样的方式应该说是相对成熟的。对于建筑学本身而言，可以暂时把基于这个操作系统上的城市实践看作较为"正统"或者说"正式"(formal)的途径。
基于中国建筑营造的传统习惯，以及目前行业运行的"体制"特点，可能无法达成上述的模式。建筑学科还不能有效的为中国的政府及民众行为提供不是作为技术和技能而是思考和判断的依据和方法。进一步，也就无法真正有效的影响城市面貌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城市面貌常常呈现出巨大的弹性与动荡。事实上，从19世纪末的近代化开始，中国城市建设就一直表现出这样的，一种建筑学意义上的"非自明"的状态：各个阶段当时的建设者往往不清楚自己的工作在城市发展轨迹上的真实意义，有效的理论梳理工作总是极大地落后于被迫急速进行的各种实践。而且目前看来，在中国整个社会体系尚未完成原始积累，达到较为平衡和稳定的状态前（中等发达国家？），这样的现实还将继续存在。非建筑师引导的建设实践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相当长的未来时期内继续控制城市的主要面貌，从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种"传统"。"非正式"的营造过程成为城市建设的"正式"传统。由于这样的城市传统呈现为一种区别于欧美城市的发展方式，在呈现出某种巨大的特殊性和必然性的同时，又不能被基于西方传统的城市与建筑理论知识所理解，至少是较为合理全面的认识，于是对现实的认识上，形成了巨大的理论真空。作为后果，城市建设与专业知识割裂，作为行业基本状况应该被严肃对待。但从一个似乎是积极的角度来看，"非正式"的城市建设传统有可能被重新认知分析，因为这种城市形式上的变化"弹性"和"非专业"建设所表现出来的多样复杂性，可以提供建筑学重新积累及完善自身的良好"现实"基础，甚至发现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可能性。对我们来说，这一角度至少为研究"机制"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和来源。一方面，有可能重新审视目前控制中国城市面貌的主要因素——政府行为和民众自发行为的基本现实，研究其产生的逻辑和"机制"特征，将他们纳入到建筑学研究中来，加深对中国城市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面对当下城市建设的强度和速度，传统建筑学表现出的"瓶颈"状态，是否也能够从这些"非正式"的建设手段和过程中获取有益的经验，尤其在结构组织和形态方面，以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3）"历史"问题
在今天这样一个各种后现代思潮成为主流的时代，"历史"已经是建筑与城市研究的重要关键词，尤其是对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国家而言。也是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多义性，使得对历史的思考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当然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中国的历史问题的思考还是多少以"西方"范式为参照的，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客观地讲，中国和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落差，这直接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在各自社会发展中的不同的阶段性需求，以及各自文化潜意识中针对具体历史现象的不同态度。这种不同，造成了中国与西方现代城市景象表面上相似，而实际结构和内涵巨大差异的现实。在上海这种非西方现代城市中，"历史"实际上承担着与西方城市（巴黎或柏林）不同的功能内涵。另一方面，"历史"在"现代化"这一巨大的人类工程中经历了价值与身份的不断变化——这是所有"现代性"问题中最为矛盾的一个——使得实际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目前中国的状况，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由于所谓"后殖民主义"的进程，中国这样的"仍然部分地是前现代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的旋涡"，结果使得"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日益成为它的命运"。简言之，各种后现代思潮对中国的侵入，造成了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使后现代这个发生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复杂化了。这种复杂化造成对中国城市的理论思考常常处在一种集体性的"眩晕状态"，从而丧失了对迫切需要指导的实践的指导可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比较费力的，但也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必须将上海城市落实到"后殖民"这一语境中去，扭转一些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在认识和指导上的误区。这一问题是我们研究和梳理中国城市结构如上海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将中国城市如上海呈现在世界全球化平台上必须要交待的前提问题之一。
更深一步，西方现有的理论对于中国的指导普遍缺乏一个很好的转译过程，从而具体到中国的实践中，总是会有偏离。严肃地讲，相对于现有的高高在上的西方理论，中国本土的城市实践是艰苦的，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如果中间的转译不能很好解决，建筑师（无论是中国本土的还是西方的）在具体的建筑实践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而建筑实践也很难真正地结合到中国当下的城市文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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