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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CBD与"超"高层建筑——节选自《高（GO）!高（GO）! 城市》
by 杨之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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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出现将高层建筑的发展以及它对于城市的影响力带入了另外一种道路。20世纪通过高层建筑形成城市秩序和"新世界"格局的想法，让位于城市特别区域的"聚焦"式建设以及更为形式化的"名片"塑造，关键是现代城市核心地区形式的"选择性"出现严重倾斜，某种可重复的同质化景观成为"不可选择"的通向"繁荣"的捷径强加在所有大城市面前。这一过程建筑形式的代表是所谓的"国际式"，而群像特征则被称为"曼哈顿化"。不可否认，美国的建筑文化尤其是纽约的高层建筑在全球化蔓延中的引导作用，或者说"主流"话语力量。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并不是曼哈顿模式本身，而是在例如曼哈顿这样的典型美国城市中，由不同时期商业化选择带来的高层建筑形式集合，以及由后现代主义进一步放大的"无尽可能"。库哈斯谓之"拥塞的文化"——"不再是可控制的而是不可预期的活动，是堆积着个体各种幻像的，似乎非理性逻辑的文化"。国际式当然也并非是"千楼一面"的典型现代建筑样态，而是美国主义下千变万化的多样表情。曼哈顿与其模式效仿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历史演化的结果，复杂多变但具有一致性，城市文脉保持连贯和"和谐"。后者多是"后发"的短时建设效果，与当地文脉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形式自然也显得突兀和缺少"上下文"。

虽然欧洲和亚洲在上世纪后半程都经历了"曼哈顿化"，但是处理方式和效果表现出很大差异。欧洲基于自身文化优越感的认同和已经建立的发达现代城市系统，更多的是将高层建筑看作与"世界经济"衔接的工具，而并不看好其对原有城市环境中的价值。所以绝大多数高层都被安排在城市新区，例如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所作的那样，城市中心区则继续按照原有的"传统"格调发展。亚洲的情况却不是如此。面对落后的经济条件和环境现状，以及对于自身城市文化走向的模棱两可，使得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更愿意将高层放在原有城市中心。在通过"曼哈顿化"对接"世界环境"并寻求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有机会改造和重整现有的各城市环节。例如香港、新加坡、首尔，以及后来的吉隆坡和上海。无论怎样，这一历史进程都与新出现的概念CBD（中央商务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那一时期及后来世纪之交的世界各大城市发展历史来看，高层建筑和CBD几乎可以称之为双生的意象。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全球大部分高层建筑是伴随CBD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其中的75%是在七八十年代进行的。上海因为其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在时间上要稍晚于亚洲城市普遍起步的阶段，虽然无论在规模、速度和高度上，上海都并不逊色。值得思考的是，上海对于CBD与高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似乎多少有别于其他国家，相关的城市景观也多少有些"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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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与亚洲一些重要城市如东京、香港和新加坡在"大发展"前就已确立"全球性"不同，上海在现代化发展的起步阶段完全不具备"世界性"，这不仅指城市硬件环境，更是指在全球经济环节中的功能和作用。即便就开放程度而言，它也不如与其条件和"身份"相近的亚洲二线城市，比如吉隆坡。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开始了令人咂舌的庞大城市建设计划。即便不考虑例如南京西路沿线规划超过560万平方米的建筑容量和虹桥地区370万平方米的建设计划，以陆家嘴为先行的浦江两岸建设就占地3.3平方公里，预计建筑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陆家嘴地区1.9平方公里的450万平方米建设量。从表面上看，这些计划似乎在向西方发达城市核心区的某些指标看齐，但是不是就可以将其理解为以"国际化"CBD为目标的建设呢？从以下一些信息来看，情况似是而非。以最具代表性的陆家嘴为例，截至2006年其区域金融贸易量增加值（CBD核心功能的关键指标）为曼哈顿1/20，新宿1/9，伦敦金融区的1/6，新加坡的1/3。而且，入住上海的跨国公司仅是香港的1/10。甚至有研究认为上海要到21世纪中期才能完成确立CBD的地位。建设的巨量和实际"功能"的不足可能有多种理解。可以认为是国家"计划性"投入和市场衔接的参差，以及经济泡沫的作用。或者由相对较低的"空置率"反映的应对内需倾向。不管原因何在，至少反映了上海CBD建设及功能运作的"非标准性"。事实上，上海对CBD这个概念并不十分热衷，或者至少并不强调，从官方的报告到规划建设的细节描述都是如此。各"准"CBD地区的规划名称也有相关的反应，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南京西路国际商务港、虹桥涉外贸易中心等等，都与CBD擦身而过不"情愿"与其直接挂钩。这与国际新建CBD地区的惯例有些不符。以至人们对于商务区、商业区、贸易区等概念的区别大多分辨不清。那么假如真的是不以标准CBD建设为目标，而出现城市多处"曼哈顿化"究竟作何理解呢？对上海一些"准"CBD建设细节的考量，也许会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首先，上海几个地段的商务区规模和容积率都设置的比较高。80年代末的虹桥和90年代的陆家嘴占地面积分别为1.77平方公里和1.7平方公里，基本和国际上新建CBD的用地规模相当，然而建设容量却明显偏大，例如与东京新宿（1.6km2，160万m2）、伦敦加纳利（1.05 km2，110万m2）、巴黎德方斯（1.6km2，250万m2）、新加坡CBD（1.5km2，350万m2）的比较所显示的那样。陆家嘴核心区和高层带容积率为接近10，虽然符合国际惯例CBD容积率在6以上的通用指标，但也应该属于偏高的案例。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更大量超高层建筑的出现和聚集。陆家嘴、虹桥和南京西路已经呈现出这样的效果。浦江两岸的综合规划（3.3 km2，1000万m2）将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其次，由于上海高速发展全市商办建筑面积一直很难有较稳定的数据，这样就很难套用国际上主要CBD商办面积占全市商办面积六成以上的标准，而判定陆家嘴和外滩地区将形成单中心CBD模式，尽管目前这一区域的高标准写字楼数量确实遥遥领先于其他区域。从现象上看，上海也没有迹象会出现类似休斯敦或者芝加哥那样标准单中心的面貌。事实上，虹桥、南京西路、淮海路等浦西较早成熟的商务区也在通过其已经确立的地位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近年来颇有互相连接的趋势，例如南京西路通过延安路与人民广场逐渐与淮海路集中商务地段形成网络。但如果说上海就此会发展成多中心的格局似乎也远不着边际。还有，就城市重心理论来看，上海也表现出不同的"见解"。重心理论一般指城市的零售中心、办公中心与地理中心三者不重合，同时城市空间发展将倾向于距离重心最近的地区。上海许多的办公区与商业区混合在一起，"前商后办"或者"下商上办"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南京西路与淮海路，商务发展非常依赖成熟和高档商业地段带来的人气和影响力。即便是功能界定相对明确的小陆家嘴也在地理位置上与浦东商业点——新上海商业城靠的非常近。城市空间发展也牢牢的围绕在这些重心"重合点"进行。不仅如此，各商务区内的功能比例分配也并不着重于商办或金融本身，大量其他城市功能如酒店、商业、文化、旅游，特别是住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功能的复杂和混合是上海所有"准"CBD区域的共有特点。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与其他超大城市的中心市区相比——伦敦（47km2）、巴黎（39 km2）、东京（41.5 km2）、北京（62 km2），上海核心地段的面积相对较小（20 km2），但是其"准"CBD区域的建设规模很大，而且不是就处于核心地段内就是紧贴其边缘。根据三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有理由相信这些"准"CBD区域的建设将"更大"程度的影响整个城市的格局和面貌。

种种情况都表明，上海"准"CBD的建设有许多综合因素的考虑，像现行大多数城市CBD那样主要根据全球化定位"按需建设"和功能补充扩展的逻辑，无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CBD建设对上海城市发展而言，与其说是目的不如理解为手段。因为不难发现，相对于追求CBD本身功能的合理性与典型性，由其产生的国际化形象和以此为基础的城市影响力更被看重和强调。这一点从陆家嘴规划伊始的国际方案征集以及最终方案确定的过程就已清晰的表露出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受邀参与方案讨论的并不是在城市规划设计领域有丰富经验的公司，而是几位当时在建筑形式创作上有突出表现的国际明星建筑师，所以讨论的基调集中于城市形象问题。虽然这些方案无一例外的因为"不现实"而难有实质推进，但却对上海思考最终实施方案的走向以及后来的城市样态发展方式提供了"具象化"的参照和比较。在"天马行空"的未来景象和"任重道远"的现实条件之间，由超高层建筑群组成的城市界面似乎成为唯一合适的选择。它虽然并不新奇浪漫却也足以对城市面貌"进化"产生决定性影响。于是佩罗和伊东方案中的某些视觉考虑被移植入平庸而务实的上海联合方案中，在强调保留和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对形象因素进行强化。其实，在80年代的起步阶段上海已经在诸如淮海路、延安路以及虹桥地区做过超高层建筑的尝试，也从中获得一些相关的经验与体会，只不过陆家嘴城市形象的讨论一方面将其固定下来并加以强化，另一方面提升到某种意义上"类型化"的高度，也可以认为通过政府上层的认可第一次将其带入官方城市发展的视野。所以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不仅陆家嘴以高密度超高层建筑集群形象展示其城市进步与"国际化"特征，在其他"准"CBD地区和热点地段，甚至是次级中心也陆续开始超高层建筑的建设。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准"CBD地区的发展主要处在所谓的东西轴线上，虽然轴线究竟基于历史积累多一些还是官方规划多一些很难说清，但是（超）高层建筑确实在这一区域相对集中而且顺次长廊式排开。就视觉角度而言，在东西方向上呈连贯序列效果，对南北则是场景式界面呈现，后者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陆家嘴滨江高层界面的启发。不管怎样，依靠贯穿东西各"准"CBD内的高层建筑带和陆家嘴焦点的强化效应，上海在短短十数年里迅速建立起"蓬勃发展"的形象和"准"发达城市的印象。

由此可以发现，与其说"准"反映了上海对于真正国际性CBD遥远目标的认识和退而结网的操作方式，不如说"超"体现了上海对于城市内在述求的理解和以高层建筑为某种双刃剑工具的建设过程。一方面，通过高层建筑尤其是高质量商务楼的大量建设，上海逐步有能力提供世界级商务设施，同时创造使国际投资者感到熟悉的城市环境，渐渐增强城市在区域和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当然由此吸引的投资也有利改善城市发展前景。另一方面，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城市中心区域，对于重整城市各个环节和改造硬件环境有相当大的连带作用。所以同样是滨水开发模式，与发达国家商务扩展和新区开发不同，浦江两岸的开发是在没有经历明显衰退的城市中心展开的，在商务发展的同时兼有城市更新的性质。而且，相比欧洲和亚洲一些传统建筑文化较强势的城市而言，上海并不困扰于由国际风格与传统之间矛盾引起的"全球化综合症"。其实除了外滩地块的建筑群和有保留价值的石库门住宅群以外，上海面临着城市大量"非历史"区域的重建和更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区域在逐渐现代化过程中所积累的混乱发展文脉是更严峻的问题。由国际式高层建筑大量兴建尤其是超高层建筑带来的区域同质化和对环境的强烈辐射，不仅没有成为某种城市文脉的负面影响——正如在许多其他城市看到的那样，而且似乎成为一种直接简便且有诸多样本参照的解决方案。摩天楼的类型普遍性、商业和技术消解一切的"腐蚀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空间和景观的相似性，使得上海有可能获得一种建立在"广普城市"（库哈斯）基础上的现代式和谐。要知道，上海自近代以来一直没有清晰的结构，城市扩张和蔓延常常是为应对不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做出的"计划"，而且不同区域基于已有条件各自的发展又相对独立。如何通过较小的代价（也只能是较小的代价）来重新组织其中的落差和矛盾，这本来就是沉重而没有完美答案的问题。超高层建筑的出现和传播，正如威廉·佩德森在谈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时谈到的那样，用"一条单独而美丽的曲线"的标志性表现重建当地的文脉，虽然片面却从一个极端角度给出了理解问题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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