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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型居住区建设历史
——节选自《"新"城市边缘》(2010)
这里讨论的上海大型住宅区应该稍晚于为外界熟悉和评论较多的"1002户"工人住宅试点与紧随其后的两万户建设。事实上，直到50年代后半叶上海才开始系统的规划和新建大型工人住宅区。所谓"系统"就是根据当时工业调整布局情况发展规模相匹配的居住区。现在上海几个主要的环城市工业区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例如五角场、彭浦、北新泾、漕河泾、长桥等，这些区域容纳了目前上海"近郊"大部分重要的工业企业。那一时期因为属于"暂不投资，着重改造的城市"，上海希望对分散在城市各片区的工业点进行重新整理和分配，形成较为聚集的具有专业化方向的工业区。如漕河泾的仪表、彭浦的机电、五角场的机械和仓储。以五角场工业区为例，其中有一些是建厂伊始就在这里，如东风机器厂、钢窗厂、第五化学纤维厂、汽车电机二厂、劳动机械厂、乳胶厂等等，也包括几处大型物资仓库，如商业储运公司国顺路仓库、金属材料公司市光路仓库。这些工厂单位很多是几家同类企业合并后创建的，因为隶属关系和经营产品的变动，生产规模和厂区格局不断有一些调整。另外一些工厂企业是从本市其他区县搬迁过来，尤其是市中心的南市、卢湾以及闸北、杨浦地区。比如拖拉机厂、华丰毛纺厂、医用仪表厂、钢丝厂、模锻厂等等。漕河泾地区也是被确立为规划中的仪表工业区后，市区一些仪表、仪器厂陆续迁入，逐步形成了一批以生产电子仪表为主的专业化工厂。与这些工业区建设同步的，是为相关工业企业工人提供配套的住宅和社会服务，这一工作相比工业单位的搬迁和整合就复杂很多。当然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前，工人住宅试点已经作为先期的工作有效的开展起来了。1951至1952年，先后在普陀、杨浦、长宁、徐汇接近沪东、沪西工业区的地带，规划了9个住宅建设基地。严格讲，这批早期的住宅点因为几乎完全是紧邻市区，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它们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早期主要城市住宅片区的地域分配，不仅涉及基础设施，人口布局和社会服务，同时对后来真正处于城市边缘位置的新建住宅区的发展走向起到了关键作用。不管怎样，围绕着"新"确立的各个工业区，大型工人居住区紧锣密鼓的建设起来。从1953年起，在市区边缘地区开始成批建设住宅新村，至1958年的6年间环绕市区边缘建造的新住宅达468万多平方米，建设的大小新村达201个。虽然根据当时"生产从新，生活从简"口号以及"注重数量，降低标准"的实际建设指导下，工人住宅的质量确实存在诸多形式和功能上的问题，但是在建国初上海住宅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工人居住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且大型城市住宅片区的分布和界定基本完成，为下一步"充实提高"铺平了道路。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分布城市边缘的各工业区规模逐渐扩大，相应的住宅区也在同步增长。一方面根据当时政府对于住宅数量增长的基本要求，规划和建设部门在原有的大型住宅区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范围或者改造已有住宅。另一方面鉴于政府建设负担过重和资金紧张，出现了"自建公助"和鼓励私人建房的情况——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工厂单位为本厂职工建造住房。这两种方式并举在短短数年内使各大住宅片区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在后来造成了一定程度上基础设施配置、环境治理以及城市建筑景观的种种问题，但是在当时应对大量需求的建设目标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至1966年底，上海建成住宅建筑面积累计超过800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建成的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上。虽然这样的建设速度因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减缓，但到80代年各工业区和住宅区逐步形成相当的规模，各种设施也远较初建时完善了许多，常住人口也渐渐稳定下来。漕河泾地区在早期划定的范围内市属电子仪表工厂增加到40余家。仅田林新村就迁入居民近万，各类商店、菜场、学校等公用设备也陆续建立。五角场地区虽然在建国初期就有一定基础，但是直到70年代以后它的发展才真正活跃起来。到1985年底，区级以上的工厂企业达252家。新村住房、大楼住房成批建成。居民数量增加，成分逐步稳定——这里的居民除了少数当地农民，大多是各工厂企业、军政单位的职工和家属。在淞沪路和翔殷路口出现了商业网点——电影院、邮局、银行、粮店相继设立。彭浦地区从开始9家小工厂企业发展到机电、轻工、电子等行业的工厂达40家。彭浦新村成为市北最重要的大型居住区，至今仍处于发展扩建中。曹杨新村由1953年建成的近20万平方米发展到超过120万平方米，是沪西最成熟的住宅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住宅区新建和扩建中的相当一部分数量，是为了满足老市区内市政扩建或者环境治理动迁居民的建房需求。到90年代，在环绕市区277平方公里的城乡结合部，按环行发展形态，共建设了350个住宅新村。至此，城市边缘大型居住区格局基本成型，这里的居民不仅是各工业区的产业工人，也包括在市中心或城市周边工作的人群，成为上海最主要的居住地带。
在上海大型居住区建设历史中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就是社区社会文化服务的营建和发展。根据"邻里单位"的理论或者苏联的建设经验，早在"两万户"的探索实践时相关的内容就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例如作为典范的曹杨新村，不仅与新工房同时配建的有小学、大礼堂及图书馆、浴室、老虎灶、菜场、消费合作社、诊疗所、房管所、派出所等，还有社区中心绿化供居民休憩娱乐。不仅曹杨新村如此，当时同期建设的一批住宅几乎都配置了相应的服务设施，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区活动得到了很好的物质保障，但是也应注意到限于当时的建设刚刚起步，各居住点设施相对零散，缺乏统一组织。随着各住宅区范围的扩大，逐步开始明确居住区服务三级配置的方法，调整各项社会文化服务内容在社区内的位置和应该具有的规模。既由住宅集群组成街坊，由若干街坊组成小区，小区设中心和辅助中心。在区内主要道路交汇地段集中布置综合商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在街坊中心建设分散的小型商业网点，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这种住宅区服务安排方式很快升级为一种被称为"一条街"的网点形式。因为位于城市边缘的大型居住区往往有数个甚至十数个小区组成，需要的社会文化服务更加丰富多样，不仅要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物质保障，同时也需要满足他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体育方面的要求。所以产生将各类服务于城市建设结合，沿街布局形成商业中心。如当时非常有名的"天山一条街"，展示了繁华的城市面貌。到了80年代，住宅建设发展迅速，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应滞后。当时主要是力求"快得房、多得房"，对配套设施无暇顾及。造成迁入的居民买菜难、就医难、子女入学难、入托难、交通不便等。政府通过各项举措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规定"谁投资、谁开发建设、谁负责配套"的原则，而且将公共服务设施比率从五六十年代的8%提高到15%。这使得情况有很大改观。1980年到1995年年底，上海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竣工400余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商店6000余家，中小学528所，幼儿园443所。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将居住区社会文化服务从仅仅满足"开门七件事"，提升到为居民提供全面的物质文化服务。
以上对上海大型住宅区发展的历史回顾，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提示，虽然上海一度学习和借鉴"苏制"邻里单位的建设思路，然而因为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基础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对这一思路在既有城市条件下，应对不同建设目标的变化和"再发展"。首先，苏联城市边缘大型住宅区做法的重要出发点在于限制大城市的扩张，发展卫星城和小城市。所以在交通方便的前提下，布局上尽可能远离老市区，或者至少用宽阔的绿化隔离带将新旧两个城市区域隔离开，居民的工作和生活都就近解决，减少市中心的通勤压力，多多少少保留了花园城市"地域自治"的想法。上海的建设却不是这样的思路。当时位于城市边缘的大型居住区虽然确实基于满足各工业区的住宅需求，但也有疏散市区拥挤人口的考虑。同时，基础设施的相对不足迫使在初始规划阶段各住区尽可能利用老市区的资源。人员的构成、交通、公共服务上的特点使得居住区位置介于工业区与老市区之间。这种趋势必然是往城市扩张方向发展，与苏联的情况正好相反。其次，苏联居住区建设的总体思路主要围绕"城市工业化"和"生产效率"。上海则是从尽快解决工人住宅极端缺乏的历史遗留问题入手的。通过工业区重整和居住区新建，与其说上海提高了城市运行及生产效率，不如说完成了城市生存状况的梳理，很好的应对了亟待解决的城市问题。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工业区及工人新村的建设，标志着上海系统协调人口和工业活动的开始"。相对"苏制"城市短期大发展式的理想建设，上海则更多的是诚实和耐心的面对自身城市条件的缺陷。从一些建设细节上也反映出上海住宅建设的特点。苏联较大的住宅街区通常在6至9公顷，上海新建住宅区用地一般是10公顷。与苏联四周有汽车路包围超大街块不同，上海在这样的用地范围内按照三级指标的原则，通过道路分级和服务设施分散等措施将一个居住区分解为数个小街块，展现更为贴近人实际使用的城市尺度。从诸如大型商业服务的"一条街"到紧贴住宅的便民设施也显示出较苏制模式更好的城市空间过渡、街区拼接的弹性以及都市化特征。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但很重要的方面，上海一直为住宅区建设和实际使用的自由度留有很大的空间。如上文提及的鼓励各单位和私人建房及改造，服务设施按项目"包干管理到户"等政策。这些措施也许出自某种现实约束的无奈，但却在当时"计划"盛行的气候下更多的融入了根据"市场"实际需求操作的可能性，成为后来上海居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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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海市建设委员会，《上海居住区建设图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
11 上海各主要居住区相关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