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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世俗——节选自《仪式与世俗》(2010)
相比50年代至80年代通过工人新村建设有意无意塑造的不胜清晰的仪式化景观意向，这段时期上海城市住宅中所显现的世俗倾向显得明确和直观很多。必须看到的是，直至建国初期上海一直大量缺乏适合工人阶级居住生活的住宅系统，"十里洋场"的城市条件主要是为达官贵人、资产阶级和外国冒险家们准备的。虽然上海早在30年代就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准现代都市生活，但显然远离相对贫苦的产业工人和挣扎于生计的小职员对城市实际功能的需求。这可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提供城市形态的先天不足，也是建国以后上海在城市发展上首先面对的现实情况。鉴于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和城市功能的重大缺陷，工人新村建设在后来三四十年内的努力当然不可能过多地关注其设计形式，而就是简单明确的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一点上看，世俗性特征是上海工人住宅建设"与生俱来"的本质和必然生成的基本面貌。从五十年代的探索和批量化实践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理论化标准化，到八十年代的商品化尝试，上海工人新村建设因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发展趋势。"改善住房条件，解决市民生活"的主旨成为住宅区规划设计方式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城市景观生成和变化的核心动机。这里从建筑样态的临时性和市民性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一方面，由于建设的阶段性和务实原则，以及政策的临时干扰，伴随各阶段解决问题过程的是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于是对建筑实体或者建设方式作进一步补充、修改和加工，住宅形式和城市景观也随之生长变化。另一方面，基于完善住宅区基础配套服务以及对城市功能不足进行有效补充的考虑，为住宅区居民提供日常公共生活空间成为影响街道形态的重要环节，甚至有一系列规范对其规划设计做出严格范畴。
虽然上海工人新村在整体规划与建筑形式的设计上呈现出与西方现代城市住宅近似的面貌，比如多层行列布局的"国际式"集合住宅，但是却没有像西方建筑学在理论引导下"自上而下"（top-down）对现代建筑设计进行探索和实践，而是一开始就针对实际使用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一种更为追求实效的"自下而上" （bottom-up）设计方式，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建设方式"，因为当时的情况可能设计的成分并不充分。50年代初"1002户"工人住宅的探索是对工人住宅标准和设计方式的初步尝试。房屋标准是根据15处工房居住情况的调查结果得来的，确定了建筑形式朴素、功能实用为基本要求。最终的图纸由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以及市公共房屋管理处负责，并没有过多现在的建筑学意义上所谓的形式设计。这一成果稍作修改在随后的"两万户"建设中得以推广，拉开了整个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的序幕。这批初期的建设实践对于居住水平、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预计都相对不足，很快在实际使用中遇到了问题，改建势在必行。比如曹杨二、三、四、五、六村的"二万户"住房都采取屋南面贴一块方式对原先的建筑进行改建，同期建造的其他住宅也做出相似的调整。事实上，不仅因为住宅套型或者建筑单体形式不合理而不断对原有建筑进行"再加工"，因为初期建设的很多住宅区建筑间距过大、密度过小，后来住宅需求又不断增长，建设用地持续紧张，不得不在原有住宅区的基础上做"扩建"，比如在间距过大的空地上"见缝插针"，在原有住宅上增加层数。比如曹杨新村对三、四层楼住房中基础好的都加了层。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80年代。除了"设计"本身的问题以外，土地使用权和住宅建设政策也是促使住宅建设出现不稳定和临时化倾向的重要因素。比如因为资金短缺，从"二万户"建设开始，政府就出台"自建公助"政策鼓励各系统和企业在相应的用地范围内建造职工住房。在六七十年代城市住宅用地紧张的情况下，政府进一步要求各单位"填空补齐、见缝插针"。80年代初贯彻职工住房由所在单位负责解决的原则之后，各企业单位纷纷挖掘基地潜力，调整和利用自有场地建造住宅，或者自行选点进行旧房改造。各个单位鉴于自身效益情况和经济发展需求，往往时有拆建情况发生，所依据的住宅标准也不一而足，虽然政府曾几度协调甚至做出相关规定，效果仍不甚理想。城市住宅区尤其靠近市中心的用地拼凑情况严重，形式混杂和变动自然也在意料之中。另外，伴随工人新村建设过程的不定期调整，住宅区容量的扩大以及居民基础服务的不足，不得不在住宅建筑修建的同时"附带"一些城市功能的补充。比如，曹杨一村为应对住宅扩建和补充街道服务曾经拆除菜场平房，将其改建成一座十层的楼房，三层以上为住宅，一二层则设置扩充后的菜场。又如武宁路74弄住宅，初建时为混合结构五层楼房2幢，1977年对其改建时南侧1幢加至八层、部分为九层（习称武宁公寓），将居委会、卫生站、幼儿园、托儿所等街道功能全部放在底层。这些现象与后文将要提及的考虑为市民服务而至今存在的"上住下店"形式不太相同，这里更多的临时的"权宜行为"，在后来住宅区街道真正商业化建设时逐渐被改造。同样是武宁路74弄的情况，六十年代为繁荣普陀区，在新村居民点中兴建一条街。在建武宁路74弄1至12号沿街底层时配建了商业网点，这就不属于这里所讨论"临时性"范畴。
如果临时性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住宅建设的世俗特征只是迫于现实而多少显得有些迫于无奈的话，那么上海工人新村基于为社会主义普通大众服务的政治信念，创造适合和方便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形式的规划设计，这种"自觉主动"的努力在工人新村建设伊始就显露无遗。作为"1002户"试点的曹杨新村，在住宅建设的同时建设小学、大礼堂、图书馆、浴室、老虎灶、菜场、消费合作社、诊疗所等，并且预留了银行、邮局、公园、文化馆的建设基地，生活服务功能可谓一应俱全。住宅中心有供工人游憩和儿童游玩的大草地，住宅组群中有大块集中绿地、公共建筑专用绿地，同时有条小河贯穿，为居民生活提供惬意的环境。在住宅建设起步阶段缺乏理论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除了单体建设的瑕疵外曹杨新村几乎做到了尽善尽美，成为当时公认的住宅建设典范，后来甚至因为其规划设计在内部功能组织、与自然环境结合的突出优点被一度扣上了"体现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的帽子。根据曹杨新村建设成果的经验，随后的"两万户"建设也基本沿用了同样的规划方式——总体为条形的行列式，每一、二百户住房排列成组，居住区中间设有空地为绿化和活动场所。中心地区建造合作社、卫生所、银行、邮局，小菜场、熟水店和小商店分散设置，便于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这种简单易行的措施既方便了居民，又活跃了城市氛围，受到了群众广泛好评。后来住宅区基础服务配套建设的做法经"邻里单位"理论的强化，发展出一套更为全面系统的规划设计规范——住宅区根据规模建设公建配套设施，并分三级设立服务网点，在更大的区域得以推广实践。例如在曲阳居住区的建设中对三级服务网点做出明确界定：居住区中心设立一级公建设施配套，有文化馆、图书馆、少年之家、大型商场、浴室、区级医院，以及行政管理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房管所、粮管所、工商所和邮电所等；街坊为服务半径设立二级服务网点，有菜场、百货店、饮食店、粮油店等；街坊内居委会组团设立三级服务网点，主要满足居民"开门七件事"的需求。这种设定因为建设经验的不断成熟得以逐渐量化，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提高，服务功能有做了新的补充。比如80年代田林居住区的建设，其三级公建配套服务设定一级规划有3000平方米的中型综合自选商厦，二级以街坊为服务半径设2000平方米左右的商业中心，街坊内每400～800户居民设三级服务网点。这种分级的"网点式"服务形态，应该说不仅是出于居民日常生活便利的考虑，也是对城市区域性扩张和商业环境改善的支撑。据统计，整个80年代上海市中心区周围新辟的数十个居住区，配置的商业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开设有各种商店数千家，成为上海整个商业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建筑形态发展上看，这种模式在初始阶段创造出比较简单的阶段性的"上住下店"样态，并且在后来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住宅和商业建筑混合类型——底商住宅形式，对上海街道景观产生了广泛影响。工人新村的规划设计不仅在基础设施服务上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在景观绿化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比如延吉长白新村的绿地景观设计，结合住宅区中心公共建筑的布局，种植草地和树林，并辟出水池、设置葡萄架和凉亭。又如曲阳新村板式高层建筑间虽然没有足够的空地来安排完整的景观，但是也设计了步行的小径和市民休息的区域。虽然住宅区服务设施分级和中心式景观布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是发展成现在备受争议的"商业街到处开花"以及图案化集中住宅绿地手法尚没有定论，不过其世俗化设计思维的内在联系是必然存在的，只是原初基于朴素设想所产生的比较"自然和适当"的环境，在市场高密度开发、物质消费高涨和图像化需求的压力下逐渐妖魔化罢了。
很多"中国特色"建筑形式与城市景观印象的产生，大概主要也来源于规划设计以及建设的临时性特征与市民化面貌，当然不仅限于工人新村建设。现在看来，这种印象确实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是目前中国建筑学不可否认的重要方面，同时随着发展的扩大和深入，它可能将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不可或缺的"传统"而"代代相传"。对于其优劣众说纷纭，这里仍愿意持开放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与西方现代建筑学发展下完整而清晰的形式设计进化相比，这种建筑学特征目前是不能够令人信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蕴含在50年代至80年代工人新村形式中的世俗问题的讨论，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内容，即规划设计与城市建设的思维和手段，以及能够达到的水平，必须由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经济技术条件和建筑学文化决定。简单的形式比较如果脱离社会现实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正是世俗化的探索使上海逐渐积累并发展出适合自身社会需求并反映其城市文化的形式要素，从而极大的区别于完整但呆板，清晰但沉闷的欧洲现代城市样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S.Giedion，《Space，Time and Architecture》(the fifth ed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2 J.L.Sert，F.Leger，S.Giedion，《Nine Points on Monumentality》，1943
3 吕俊华，彼得.罗，张杰，《1840-2000中国现代城市住宅》，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 《上海住宅1949-1990》，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3
5 崔广录，《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6 李振宇，《柏林与上海住宅建筑发展比较》，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