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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上海的公房和公寓大楼——节选自《摩登与上海公寓（下）》
by 杨之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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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活动的日渐活跃，尤其是住宅建设政策的逐步放宽和积聚多年居住问题的集中显现，上海大规模住宅建设重新启动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这无疑为住宅设计探索注入了强力的兴奋剂。以下会从几个方面展开。首先继续上文关于高层公寓建设的讨论。因为在居住密度和城市形态等方面的突出作用，进入80年代以后，高层住宅作为上海住宅建设的重要类型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自1981年到1987年全市共计建设高层住宅130多幢（8层以上），其中不乏值得回顾的设计佳作。这里先依照时间顺序对80年代初期和后期的案例做一些选择性的说明，下文外销性住房的内容会另有补充。位于五角场的朝阳百货公司住宅楼（1980）和华山路上的华山住宅大楼（1980）是80年代初高层公寓的代表。朝阳百货公司住宅楼共有9层，包含四层的商业办公和5层的住宅。建筑紧贴沿街道转角呈三段布局，住宅部分使用了常见的北长廊设计，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情况类似的淮海大楼（黄元吉，1934）。不过，相比淮海大楼精致的入口空间、垂直交通以及细腻的长廊设计，朝阳百货公司住宅在公共空间塑造方面还是因简单粗放存在一定差距。在户型组织上，朝阳百货公司住宅虽然和陆家宅高层相仿使用了双开间的基本单元，但是单元组合却是以1室1厅和2室1厅互相咬合的三开间为主要模块，只是在建筑端部和三段体量的交接处作了适当的变动。同时，以每户一个卧室有阳台设置为原则，依靠排列组合来调整立面的节奏变化。这样的做法比单纯考虑外观装饰样式的淮海大楼显然要现代很多，也比仅依靠户型差异获得外形变化的陆家宅高层在美感把握上又深入了一步。从户型内部来看，比陆家宅户型加大的进深设置允许将厨卫和储藏空间放在一侧，从而争取出另一侧完整的客厅空间，布置紧凑并且体现了长期以来的经济性原则。北厅南卧的处理基本符合使用习惯和保证居住质量。这些处理虽然没有令人惊喜的创见，但也算不偏不倚的适中设计。然而位置居中的厕所因为光线原因效果不甚理想暴露了这种操作思维的深层弊病。可能通过压缩辅助空间来获取面积的做法与长廊式单元组织模式结合时，极易导致上述的"天然"缺陷，在华山路住宅的户型设计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华山路住宅由长短两个单元组团组成，单就较长一个的户型组织来看，无非是双开间2室1厅户型的镜像重复而已，比朝阳百货公司住宅楼来的简单，同时户型内功能布局也与基本类似，所以"暗"厕所的问题当然也如出一辙。这个案例值得注意的是短单元组团的设计，不仅将长单元的北廊转换成内廊方式，户型设计也随之发生调整，走廊两侧的两个2室1厅户型和端部的3室1厅户型没有任何形式上的相似点，属于完全"个性化"的特殊设计。虽然作为实际使用可能并不是上佳的处理——例如北向户型明显设置的不很妥当，但是这样大胆的尝试不仅使方案本身看起来变化多端没有一点沉闷感，而且从类型上打破了单一型制的俗套。另外，诸如两个楼梯位置的安排也可以看出多了一些对于表达建筑元素特征的体会和愿望。以上种种都流露出设计人员不安于现状、寻求突破的真切感受。80年代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最具争议的案例恐怕要算学院派味道浓厚的曲阳大楼（1989）了，它的内廊式跃层单元平面让人第一时间联想起苏联工人住宅的探索以及科布西埃的马赛公寓。从单元设计来看，相对于索博列夫的案例中1个进深的实际功能空间，曲阳大楼1.5个进深的功能安排还是更靠近马赛公寓一些，而且在单元进深的长宽比例上也与后者相仿。然而在垂直交通的形式上曲阳大楼没有完全沿用后两个案例中将其整合进单元内部的处理，而是增加了采用跨单元的错位方式，这种处理不但打破了单个户型本身上下对位的空间关系，同时也消解了以此为基础单元各自独立的户型组织体系，把上下重叠的"三层两户一开间"基本模块变为"三层四户两开间" 的空间交叉格局。在通过户型关系的复杂化令设计变得新颖有趣的同时，原本均衡的单元属性发生了微妙的倾斜。相邻两户不仅因为客厅中包含楼梯与否在面积上产生细小差别，而且在日常使用上因为楼梯间的交叉使用存在相互影响。相比苏联和科布西埃从方案中传达的对相同面积标准下平等性以及居住领域绝对私密性的坚持，曲阳大楼户型组合复杂化所带来的效果上的偏颇确实不得不联系到其处置原则的含混不清，不知道这是否只能归结为观念差别的范畴。从建筑整体布局以及对公共部位的设置上看，曲阳大楼显然没有马赛公寓那样功能综合和空间多变。中部交通井附近的结合部位原本是最具有潜质增加变化和趣味的区域——尤其是对于含走道的楼层而言，但是方案没有选择任何开放空间的处理，而是又补充设计了两户与两侧不同户型的非跃层住户单元，反映了尽可能提高居住户数的核心设计思路。这种除了必要的交通空间就是居住单元直白而略显生硬的表述倒是与苏联案例的格调非常相像。整座建筑只是在底层交通井外围以小幅扩展获得门厅空间，并通过入口高差增加了一组对称的辅助性坡道设计，算是对公共部位某种象征性的补偿。其实，曲阳大楼的外观也很简单，只有建筑两侧贯通各层的疏散楼梯以及由各户在厨房和内阳台外侧设置的小型花坛所产生的立面装饰性效果，算是相对刻意和奢侈的形式化处理。不过，也正是上述这些基于经济性考虑毫无矫饰的收敛的设计思路和处理手法，使得建筑没有因为居住密度和体量"借题发挥"，仍然传达出平易近人的日常化的态度。某种角度上，也算对塔夫里批判马赛公寓中存在"令人不安的语汇"、"超现实主义的矛盾"以及"流于空想的非理性"等过度形式主义（《现代建筑》，塔夫里和达尔科著）的有趣回应。综合的来看，曲阳大楼确实借鉴了苏联和马赛公寓的做法，但是也有根据新的构思和现实要求做的调整及更改。从实际设计效果来评判，有值得肯定之处也存在值得商榷的细节。这个案例最有价值的是在实际项目中如此清晰的思考了与苏联及现代建筑的关联，将居住建筑诸如在政治制度、时代特征以及地方习惯等复杂要素影响下的状况和盘托出并付之争论，当然也勇敢的直面了上海在发展水平上的缺陷和差距。系统的历史整理、缜密的空间操作以及和冷静的反思使曲阳大楼在同时期案例中展现出难得一见的超越设计本身的理论性特质。

虽然高层公寓在推进上海住宅建筑发展多元化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客观的说还不至于有改变全局的力量。归根到底，只有政策层面的变革才具备促使住宅全系统更新的推动力。尽管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改革开放确实为上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从1979年开始，为配合体制转型和社会经济与外界的接触，一批针对境外住户的公寓相继投入使用。这种被称为外销房的住宅虽然没有明确的官方类型定义或者种类区分，仍被归入普通住宅基本分类中，但是实际上却在居住面积和配套设施方面执行与后者完全不一样的居住标准，这种标准往往大大高于当时上海普通住宅标准，使此类住宅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也正是基于居住对象和建设条件的特殊性，外销房成为最早一批突破"国家标准定制设计"的实践项目，"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束缚因此大大减弱，各个案例虽然在设计质量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状态上所表现出的更为自如的空间弹性以及居住舒适感非常突出，对于正在酝酿市场化的住宅制度改革而言，这无疑对刺激设计方式转变和促进居住品质提升有着强效的示范作用。以华侨为对象的宛南新村（1979）算是较早的外销房尝试。这个案例似乎是番瓜弄蝶式点状多层住宅（1963）的升级版，同样是1梯4户的蝶式单元布局，楼梯、走道、各户入口以及厨房的位置都基本一致，但是宛南新村四个近正方形拼合而成的建筑轮廓显得更为清晰简洁，南面户型和北面户型之间刻意安排了一定的间隙以保证各户有更好的私密性和独立性——位于地面层的四户甚至有条件安排从各自花园进出的入口。较为宽松的户型面积指标和空间弹性为新的功能分解和补充提供了条件，客厅终于能够以完整独立的方式与其它功能界定开来，同时卧室和厕所的位置也趋向合理，室内空间公共、私密的分区明确，厨房和厕所都能够保证直接的采光，而且每户均设有阳台。作为对以往同类户型设计的延续和发展，应该说处理的几乎无可挑剔。唯一的不足是由四户蝶形平面类型本身所带来的先天矛盾，北面户型多少仍受南面户型的遮挡以及日常使用的影响，这样在质量上就稍有优劣的倾斜，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北面户型选择通过压缩了客厅面积而多设置一个房间的"保守"方式以求得居住者心态上的某种"平衡"。总体上说，宛南新村的设计仍然在当时上海的多层住宅中出类拔萃，这不仅使许多普通住宅的设计开始重新启用和发展蝶形平面，同时考虑如何通过合理分配面积以提高户型质量，曲阳新村多层住宅（1980）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曲阳案例并不是将蝶式构成用于单元组织而是反映在户型本身的布局上，也没有采用1梯4户的高密度处理，所以更像是1959年1梯2户蝶形住宅的改进——通过加大进深扩展了内部功能空间的维度。独立客厅、明厨明卫以及建筑端部的户型多阳台的设计反映了对于居住质量新要求的考虑，无论功能配置和使用质量都比70年代的普通住宅趋向合理。但是与宛南新村相比，一方面户型设计对于功能分区及使用流线处理不够准确，另一方面受到面积指标的限制厨卫空间确实也略显窄仄，整体质量并不十分尽如人意。不管怎样，在外销房示范效应拉动下的普通住宅设计"改良"，使得原本已经近乎僵化的多层住宅样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能够流露出一些新气象，这也许是比设计质量本身优劣更重要和令人鼓舞的暗示。事实上，整个80年代陆续设计建造的这些外销房对上海原有的居住标准以及未来的走向一直在施加持续的影响力。尤其是"七五"（1985-1990）期间，上海住宅设计逐渐告别"计划"时代由标准图纸导致的千篇一律，转而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商品化住宅模式，不仅使得外销房的示范带动效果更为强烈和明朗化，而且反衬出居住标准本身的设置与设计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例如1985年推出的沪住－5型标准图纸甚至已经很难将其归入到设计范畴，1梯4户公共交通空间北向布局的形式与其说是老旧不如说仅是对以往居住设计经验的宽泛总结，其中的四个户型尽管从1室1厅到3室1厅一应俱全却毫无规律和设计关联，更像是不同面积标准的户型合成，可能需要照顾到居住平均水平的因素，户型设计的质量也很难达到尚佳的水准，"理论指导"及宏观控制的意味远大于实际操作的价值。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住宅形式逐步丰富，以往可有可无的美观因素变得重要起来，建筑轮廓和立面设计对平面布局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外销房在这方面也显得比较突出。以古北钻石公寓（1988）为例，每栋建筑由对称布置的两个1梯3户单元拼接而成，呈半包围的庭院式外观。建筑轮廓看似多个多边形的组合，实际上是根据功能体量的凹凸变化作了切削处理，将直角构成传达的方正锐利的几何感转变为连续钝角表现的圆滑且新奇的趣味。为了使三合院式的空间类型能够比较清楚的展现出来，尤其是南侧的建筑体形作了大幅度的拉伸，使得户型非常窄长。客厅和厨房组成的公共区域居中布置，将南北两个主次卧室区域分隔在两端，而且面积比例超过户型整体的40%，毫无疑问是户型组织中最为关键的部分。虽然北侧户型在展开方向上不同，但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这就改变了一直以来以卧室为核心功能、压制公共空间的惯常"经济"做法，虽然在之前宛南新村（1979）和曲阳新村（1980）的案例中已经显露出这种趋势，但是无论从相对面积以及户型的特征上都没有钻石公寓这样一目了然。当然从建筑形式与内部功能的互相关系上看，多变轮廓的选择很难认为有多少合理性和说服力，倒是戏谑和修饰之感更强烈一些。在这个方面更早一些的甘泉新村锯齿形多层住宅案例（1987）似乎处理的较为贴切。这个案例在甘泉新村众多住宅类型设计中并不算十分显眼，仅是为应对场地特殊条件对常规1梯2户单元作了"变形"设计。案例一方面对呈钝角的街道转角、主干道界面以及朝向的复杂情况作了客观的回应，另一方面考虑尽可能保证各住户单元能够获得较"平等"的使用条件。这两方面的努力最终令建筑呈现出异常形态化的特征，原本十分普通的户型设计——北向厨卫、南向卧室、客厅居中——也因互相咬合的位置关系变得眼花缭乱。甘泉新村案例通过合理变形获得的形式感比古北钻石公寓在逻辑性上要严谨许多，功能空间与建筑外观的匹配效果也更为自然。不过，在大量性的普通住宅设计中能够有诸如此类意外收获的案例确实并不多见，可以看作是对外销房住宅形式探索潮流的某种补充或回应。除了多层住宅，外销房在高层公寓的设计建设上也有许多突出表现，例如80年代早期的雁荡大厦（1982）以及晚些时候的龙柏公寓（1990）。前者是上海利用外资兴建的第一幢高层住宅楼，后者则号称80年代沪上设施最完善的高级公寓。这两个案例不仅在外观设计和细部处理上比同时期普通高层住宅精致和考究，户型呈现出布局合理、使用舒适的较高品质，而且在结构选型、施工工艺甚至电气消防等其他建筑环节上也都作了精心选择甚至特别尝试，为80年代正处于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的上海高层住宅设计建设提供了参照样本。值得一提的是，龙柏公寓的户型面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平方米，尽管这一数据包含了所谓的公摊面积，但是相比普通住宅的标准其奢侈程度还是令人咂舌，加之社区配有游泳池、网球场和俱乐部等服务设施，完全就是按照别墅标准进行设计。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前述30年代意大利和上海将小住宅垂直叠加的常见做法，考虑到住户的特殊性，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小众公寓"类型设计的回归。这不仅是指设计原则完全摆脱了经济适用以及可能条件下美观的普遍性设定，更是指对特定用户针对性以及可能匹配环境的"自由"或者说"无前提"的放大。不同的是小众模式多以1梯1户或1梯2户为主，似乎没有出现过1梯4户式的"高密度"模式。如果做一苛刻的界定，这个案例在类型层面应该属于小众公寓和普通社会住宅嫁接后的异化产物，对于当时以社会化大众住宅为媒介来提供"非社会化"特殊居住条件的古怪历史任务而言，倒也因为自成逻辑显得顺理成章。尽管如此，和后来风靡沪上以高密度高层豪宅为主要形态的所谓形形色色"天价楼盘"相比，此处的做法已经十分的收敛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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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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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市建设委员会，《上海八十年代高层建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13 上海各主要居住区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