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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
西化是日本和上海近代城市与建筑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主题，然而因为政治经济形态及社会接受程度的巨大差别，使得通向这一相同目标的道路迥然不同。概括的说，日本可以理解为自上而下、以外养内的全盘西化过程——即政府引导下层层展开逐步推进的有组织操作，借助外来影响培育并建立自身的系统及本土精英。上海则可以描述为自觉生长、中西并置的有条件西化过程——即由社会部分阶层和特定人群引导下自觉地接近西方文明，并通过协作和学习过程自然发展，西化的巨大影响与本土文化的坚固壁垒并存。
先从日本方面来看。城市与建筑的西化是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整个社会系统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必然体现出维新的三大政策中"文明开化"的要求，即学习西方建筑文明，发展相关学科教育，提高知识水平及培育专业人才。工部省附属大学造家学科（现在的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建立是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工部省于明治三年设立，意图是主导日本产业的近代化，这一重要的政府机构调整本身就具有明确的西化目标。工部省通过建设教育内容充实的附属大学和接手大藏省的政府建筑事业权限，逐步建立起制度、学术、工作团队方面的构架。虽然在造家学科创立的最初缺乏由外国聘请的教授，但是日本政府直接在欧洲招聘的建筑师成为这一时期的有力支撑，其中来自意大利的卡培雷弟、英国的安德森、布安比尔都有在学校任职的经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孔德的出现。明治十二年至十九年共八届21名学生在孔德的培养下毕业，成为后来日本建筑界的基础。身为第一代日本建筑师，他们肩负历史使命却也任务直接明确——就是学习作为外来文化的欧洲建筑。当然专业领域的西化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因为殖产兴业的需要，在地方发展和相关产业的建设中，西方建筑也通过其他途径逐步进入日本社会系统。例如，明治二年，政府计划开发北海道，邀请了以开普隆为首的50人美国顾问团指导垦拓。美国建筑形式（新古典主义）和构造做法（雨淋板技术）在当地传播开来。数年后，当地日本技师甚至可以自行着手美式建筑的设计建造，代表作品如安达喜幸的丰平馆。再比如，因为造船、机械、造币、纺织等洋式工厂的兴建带入欧洲石造建筑样式的出现。砖、石、铁和桁架架构法等欧洲建筑技术首次在工厂呈现出来。作为代表人物的沃特斯也因为"成绩突出"，进入大藏省工作，指导政府直辖的建筑工程。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没有西方人指导下由各地方官员领导的近代城市与建筑营造，虽然呈现为五花八门的"拟洋风"，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上西式建筑的传播和在全国的流布。代表人物如山梨县令藤村紫朗、筑摩县令永三盛辉以及山形县令三岛通庸。据说三岛在建设时露出双臂站在台上击鼓，工人们随着鼓声作业。其中虽然多少有些故事之嫌，但场景所表达出来对社会转变的意气风发的热情却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凭借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日本建筑不仅在样式和建造环节出现西化的转变，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
再来看上海的情况。西式建筑在外滩的最初出现是与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直接关联的。中国人对这些伴随洋枪洋炮进入的陌生文化，除了好奇之外，更多的是鄙视，甚至带有民族仇恨。"夷人夷场"的称谓从一个角度非常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西方人发生社会交往的隔阂客观存在，西式建筑也没有得到任何好感。事实上晚至19世纪50年代末，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建造方式仍没有丝毫改变，上至官方建筑下至百姓住宅均是这样。这不仅是出于对入侵外来文化的敌视，确实无法接受西式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也是缘由之一。华洋分治产生的社会形态及城市建筑面貌并置的局面一直到战争带来租界"杂居"的状况才逐渐改变。上海城市的西化虽然在租界的发展中成长，但是产业的落后和教育的缺失，使得这种进化的步伐主要还是基于殖民地体系社会运转的需要。面对西方物质文明输入的增加，特别是"杂居"提供了中国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后，虽然鄙视的态度中流露出羡慕的倾向，但从根本上并没有触及社会对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认同和依赖。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与日本19世纪已催生出一些现代商业社会的雏形不同，当时中国在观念和制度上仍然缺乏对现代商业的认可和基本元素的培育，农业还是社会商业行为的根本。现代体系的推行非常容易遭到传统社会的排斥。对西方文明的学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思想为代表，当时华界仿效租界所进行的局部修补式城市建设就是很好的反映。上海正是在华洋交杂的社会条件下摇摆前行，进入20世纪后迎来了由租界繁荣带来的表面西化与现代特征。此时正值中国青年精英中以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为核心的出国和归国潮，得以有机会真正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并参与其中的创作。在二三十年代的十数年时间里上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充满现代意味的创作高峰期。然而三十年代接踵而至的战争打乱了上海朝西化继续前行的方向。在"民族精神高于一切"以及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的要求下，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成为官方认可和推行的标准。一边是市场经济下"摩登化"趋势的日渐清晰，一边是文化政治责任下的复古风潮蔓延，上海的中国建筑师群体就在这样的矛盾和困扰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近代历程。上海近代西化的不完全性探索也正是在本土政治与社会层面的保守态度和租界内"另类"蓬勃的夹缝中落下帷幕。
古典主义
近代的上海和日本都经历了西方古典建筑在本土扎根的过程，以初步完成与西方建筑文化的"对接"，并为后来以之为基础近现代建筑发展奠定基础。从古典形式登陆到高潮出现的时间段来看，上海和日本非常接近，然而在产生途径和创作者身份上差别明显。比较早期由专业建筑师设计的正统欧洲古典建筑形式的案例，例如上海的圣三一教堂（凯德纳，1869）和日本的工部大学校讲堂（布安比尔，1877）。前者是上海英国人社圈与教会聘请的英国本土建筑师所进行的社会项目。从凯德纳早期还经手的汇丰银行大楼（1877）和宝顺洋行大楼（1878）项目来看，可以认为已经具有典型的"市场化"意味。后者是明治政府新组建的工部省附属大学建筑。当时日本为政府机关及筹备新组建的工部省附属大学而招聘的欧洲建筑师，不仅处理官方和校园的建设，同时也从事教育事业。这种举措似乎更有体制建设和搭建平台的意味。受邀人员的国籍也没有像上海这样因为受到西方人社圈的影响而选择单一。由此看来，同样是古典样式的登陆，相较上海小范围西方人群体需求下的市场"试水"现象，日本基于体系转换背景下由官方引导的"文化播种"更具有力度和社会影响力。事实上，随后几年上海殖民地风格仍旧保持旺盛势头，而日本迅速确立古典风格的主流地位并产生大量探索实践。这也反过来证明早期古典主义在两处植根过程的差异。
伴随着古典开端的不同特征，上海与日本沿着各自的途径向前发展。日本借助欧洲建筑师的帮助建立起完备的古典建筑设计体系，其中不仅包括英国人孔德从古典建筑本质到细部系统的"美学"讲授，同时也包括德国人布克曼带来的材料和技术传承。外国建筑师到19世纪末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由他们培养的第一代日本本土建筑师。因为由于明治后期社会经济的快速繁荣，以辰野金吾、妻木赖黄、片山东熊为代表的第一代建筑师们取得了古典建筑模仿与实践的初步成效。进入20世纪以后，这股历史主义潮流又逐渐分化为美国派和欧洲派。美国派是以当时在美国盛行的布杂风格为学习样式。主要的媒介建筑师有三类，一部分是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日本建筑师，一部分是日本公司派遣的短期考察设计师，还有一部分是访日的美国建筑师。正是由于美国派兴盛，使得日本并没有受到诸如像欧洲历史主义因现代思想的出现而消沉下去的影响，古典主义的发展和推进得以继续。欧洲派主要是工科大学时代辰野的门生，相对于美国派的杂糅和革新，他们延续着大学教育时的保守做法稳步前行，虽然没有美国派那样战果累累，但也因为几个出色的设计成为古典主义发展的重要支柱。日本的古典主义建筑在以野口孙市、横河民辅、渡边节为代表的美国派，以及中条精一郎、长野宇平治为代表的欧洲派的共同推动下，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达到了顶峰。
上海在早期几个英国皇家建筑师古典建筑初探成功后，市场就被各大洋行占据。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0世纪20年代。其间虽然有诸如大世界（1917）这样的国产仿欧式古典建筑，然而设计者周惠南并不是专业建筑师，只能算作民间自发的"拟洋风"而非正统古典建筑探索。即便这样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建筑古典建筑出自各大洋行之手，更别说市政、银行、办公等重要建筑类型。事实上，上海的古典主义的高峰正是在洋行手中诞生的。借助一战的"经济繁荣"，从工部局新楼（1919）到汇丰银行（1923），上海迎来了近代历史上海建筑与城市的黄金时代。中国建筑师在上海的正式登场是在这个高峰以后的事情。由于缺乏教育体系，中国本土建筑师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借助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习古典主义。客观的说，当时中国学生所受的古典教育水平和成熟程度要远优于明治时期日本国内的工部省大学，中国学生的聪明才智和设计能力也丝毫不逊色于辰野领衔的第一代日本建筑师，从视野、理解力和手法上看，甚至更为突出。然而期间数十年的历史积累是很难被跨越的，日本古典主义的巅峰和由此反映的设计实力是在本国几代建筑师的努力和反复推敲下产生，这既不是课堂里可以教授的，也不可能依靠一小部分精英人群的传播就能达成。而且从历史条件上讲，古典主义高峰以后市场逐步转向对近现代风格的兴趣，再没有如20年代以前那样广阔的土壤给予中国本土建筑师实践和讨论了，即便是建筑师自己也因为受到近现代影响而无法"地道"的施展所学。庄俊的金城银行、范文照的南京大戏院以及李锦沛的清心女中虽然都是西方复古主义建筑，但从形式特征上讲，除了在比例关系和构图要素上有所发挥，其实还是将古典主义作了很大的简化，全然不是巅峰时期新古典主义那种气势恢宏、装饰精美的格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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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参考文献
1 藤森照信，《日本近代建筑》，黄俊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2 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 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4 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