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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记及转变催化剂——节选自《转变的城市》
by 杨之懿 郑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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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城市邻里中，譬如台北、首尔、东京、香港的许多区域，都是二战之后迅速发展起来并且转型成复合式使用的城市邻里，虽然上海的发展轨迹稍有不同，但也在70年代末后取得了重新积累的契机。在“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过程中，这些城市邻里没有向郊区扩散，反而透过了历史的进程将生产、供给，尤其是消费集中在同一个都市区域中。到了今时今日，邻里的多样化由复合密度里油然而生，创意智慧自然呈现。

三城记：从台北、首尔、上海的案例看亚洲城市转变
台北东区是一个6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复合式区域。一般人口中指的东区是指东区商圈，由忠孝东路为骨干贯穿。由于拥有众多的办公大楼、百货公司、夜店及众多商家，再加上附近的信义计划区，东区商圈成为了大台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与消费中心。东区也是台北流行服饰店面聚集之处，许多潮店、明星小铺等都在这里设店，国际品牌的旗舰店也在此设点，可说是全台湾大小品牌最集中、设计最有特色的一区。东区一开始的样态是中产阶级居住的社区混着大型的办公大楼。办公大楼沿街林立形成城市街廓的主要结构，街廓内则充满着四层楼住宅公寓。1980年后，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得各种中小产业及娱乐文化开始进驻之前的办公及住宅大楼，将晚上全面熄灯的办公大楼变成了装满夜晚加长时段经营的旅馆、PUB、健身房、卡拉OK房的娱乐塔。旁边的旧住宅公寓群则为无法进驻大马路沿街面的小商店群提供机会，被文创工作者改装成事务所和精品店。正因为这些复合型的新型使用，使得东区变成了一个24小时运作的年轻潮区，而不再是以前的中产阶级的住宅办公区了。追究回台北的土地使用规范和当初的「复合型土地使用」: 沿街面旧办公大楼所站在的「商三用地」，为1980年代台北市办公空间需求量下跌后其他机能进驻旧办公大楼的提供了可能性。 而街廓内的「住二用地」，也在某种程度上容许了日后的小商业行为沿着巷弄发生。“转变的城市”台北研究部分希望通过对这种历史变迁的记录和解说，尤其是对旧办公大楼典型案例之一—统领大厦向复合型机能转型的详细描述，尝试去思考规划和机能转型的相互关系：是规划促成了机能转型，还是机能的转型重新定义当初的规划愿景?

首尔的弘大区起初只是一个内向型的郊区，是一个为了逃离城市快节奏生活的人们而存在的世外桃源。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这个区域经历了从里到外的大转变。70年代，韩国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弘益大学的扩张对弘大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将其带入了繁荣。伴随众多艺术家蜂拥而入，弘大区变成了创意区，并不断自我更新。目前，弘大区正面临对更高密度居住和使用的强烈需求，必须通过调整给与回应。有趣的是，这里的调整是通过与建设法规的不断磨合来展开的。以英美规划体系为基础的韩国城市建设运行着三种至关重要的控制机制：区域定位、建筑法规以及补偿机制。这三点对于城市的转变和密度不断产生影响，尤其是政策在限制和宽松之间的变动性控制着城市环境。事实上，为了满足城市密度日益增长的需求，对于各项法规限制的拓展最终也令建设法规本身得以改善和进化。“转变的城市”首尔研究部分正是希望解读这个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建设法规之间的紧密关系。另外研究发现，在弘大区可以找到一种高密度的且具有丰富表现力的建筑形式，这可能与当地建筑法规中的“能”与“不能”有直接关系。弘大区最初是以“小又多”的方式建设而成，这些小体量的独立式建筑用围墙形成院落。虽然现在那里几乎已经找不到太多可以让我们想象建设之初样貌的图景，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建筑还是保存了下来并且展现出新的生机。它们没有随时间消逝，而是通过将不同阶段的各种变化叠加在一起的方式继续生存，以适应不同时代，不同密度和不同用途。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个案的独有解答，或者可以说是“首尔式”解决方案？

在上海，因为土地政策和经济策略的影响，还很难形成足够大的具有自发创造力的城市区域。诸如新天地、八号桥、田子坊这些依靠政府引导的改造，固然一夜之间令那些城市旧区改头换面，甚至变得“世界化”，但是曾经细腻、多样、活跃的公共生活也被一并“清洗”和“同化”。这种外来“改造”的催化效应，就日常生活而言，事实上并没有引起周边区域更为广泛及更多层次的改变。反而在那些居住区商业点以及邻里的市井之间，多样的自发性重塑才真切地保留着实际生活的创造力和丰富积淀。那些发生在里弄、公寓、别墅、工人新村甚至高层住宅里的置换、增殖和变化，反映了游走在上层体制和下层现实之间务实精明的城市更新策略。日常城市邻里不断将多样化的内容包含进来，既有高级餐馆、专卖店、美容SPA、咖啡、酒吧，也不乏快餐店、五金、理发厅、棋牌室和杂货水果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和平共处在同一个城市邻里中，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关系也激发了生活空间的创意。“转变的城市”上海研究部分正是立足于这种基本特征，去展示并解读发生在城市不同区域的邻里中那些有趣个案发生转变的来龙去脉。通过不同住宅类型案例的采集，完整地记录居住邻里从私密属性向公共属性转变过程中，人们如何表达对于空间使用转变的理解及相应处置效果。借助案例分类详解，我们希望厘清所有这些变化是基于什么限制或者条件做出的，对原有空间产生哪些方面以及哪种程度的影响。研究最终希望能尝试回答：这些“日常化”的空间变形，是否可以隐含着“超日常”的建筑智慧？

事实上，现在的亚洲城市虽然历史积累的过程有所差别，但是都到了“前一阶段”发展的时限或者边界，如火如荼地进行城市更新和重建。越来越多的旧社区会被改成经济利益较高的高楼区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基于亚洲城市也正竞争着成为亚洲创意中心的情况，市场推崇旧社区改造、创意工作者进驻等重建模式，试图找出一种新旧共存、街道文化再造的理想生活雏形。总结台北、首尔和上海的城市转型案例，我们可以学到甚么呢？而在我们亚洲城市的转变过程中，所谓的创意是甚么? 我们又能怎样形容它？ 

转变的城市—只有不断的变才能趋近于完美
世界上大部分宜居和充满活力的城市区域并不是设计建设之初就存在的，而是透过历史的进程逐渐转型而来。正是不断的演化才令它们在某一个阶段沉淀出丰富的生命力。原本功能单一的住宅小区或是单调的办公区域，透过触媒式的商业进驻或是创意工作者的慧眼选址，逐渐引发连锁的转型效应，进而产生城市演化的层层推演。对研究者而言，虽然这一转变的过程无法预测和复制，却能够被有意识地培育、保护和合理控制。总结台北、首尔以及上海的城市区域转型过程的经验，我们尝试去讨论一些已经可以确认的转变“催化剂”以及它们各自的效能。

“转变催化剂”

一、使用者的改造权力
住区居民和城市使用者在城市转变过程中的主动角色不可或缺。事实上，任何一个丰富且舒适的小区都需要一群用心及主动的社区居民。在台北东区，不同社群的人虽然互不认识，但是透过年轻创业家的店铺聚集了一种人文创意氛围。在首尔弘大区，具有社区意识的住宅小区内都是有想法的年轻人，他们将文化的想象和旧建筑物上加建的建筑形式联结在一起。在上海，居住区的老业主及做小生意的新用户们不断地依照自己及出租的需要将旧建筑物改建或搭建，在街道上形成了热闹且生机盎然的景致。我们相信，单纯依靠规划师和建筑师的设计活动所带来的多样性始终是有局限性的，不如城市使用者基于自身生活需求而作的空间提升来的更有想象力。民众所显示的改造权力事实上在城市区域推演中是至关重要的基本动力。

二、规划师及建筑师的后介入和质量控制
规划师和建筑师的身份并不应该是城市转变的主导者，而是过程发生的监督者和协调者。他们的设计介入应该伴随着转变的展开而逐渐参与进来。之所以强调“后介入”，是因为任何预先计划的按部就班或者初见端倪就拔苗助长的过度设计行为都将对转变产生破坏力。保持转变过程持续的具有一种自然自发的属性，是设计介入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设计师的工作主要围绕对转型中城市区域的生活及街道质量进行掌控及把关。这一工作有时在执行层面会非常的严格，所以必须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场调研作合理性论证。简而言之，细致的研究讨论会对设计工作的着手产生有益的指引。诸如总体上判断如何在小区迈向复合使用的过程中保证每一阶段的居住质量，或者细节上考察社区的日常生活不受商业人潮以及送货行为的干扰，但又可以从邻近小铺及日用品的取得上获得便利性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控制着眼点。

三、规划及建筑限制的弹性
城市规划方法及土地使用限制必须规定的更加弹性，这样才能不断的容纳新的经济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社会族群。在上海，居民有着生猛的改造活力，从上到下逐渐放宽的法规机制宏观控制严格而实际运行灵活，这样往往可以激发相对应自下到上的空间改造。以此为契机，我们可以思考一种中性甚至比较开放、未完成的建筑模式，让居民可以依自己的需要进行加建或者是改建。首尔弘大区的城市规划提供了改造的方向性指引，依照每个时期不同的居住密度增长、交通流量和商业行为密集度来设限建筑物增长的新高度、光照折线及停车楼层设计。台北的土地制度提供了最大功能变化的可能性，商一、商二、商三、商四以及住一、住二、住三、住四的混合用地规范可以依照不同的城市地段来规划未来可能出现的混和小区商业饱和度。混和办公大楼以及住宅公寓的综合配置可以导入不同种类和时段的营业模式，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吸引不同的使用者族群进驻。由此看来，规划及建筑限制的弹性其实是在制度层面对城市演化提供“培育环境”，去诱发例如使用者改造权力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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